桂湖和东湖，是新都历史文化的两大地标，分别见证了新都县、新繁县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在隋唐时期，两湖建筑形态格局基本形成，成为当地的两大景观。

桂湖并不是诞生之日就叫桂湖，因为我们都知道“桂湖”之名来源于明代新都状元杨慎。据历史记载桂湖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。

清代嘉庆年间，新都县令杨道南在《重浚桂湖记》一文中说：“考通志，邑之桂湖乃后汉卫公所凿，本呼为‘卫湖’。”指蜀汉章武年间的新都县令卫常凿湖筑堰修水利，灌溉农田，后人为感谢他称该湖为“卫湖”。

关于“桂湖”前身是否为“卫湖”，争论很多。我认为，桂湖本为卫湖应该可信，但显然卫湖最初的功能并非供人游玩的园林，而是蓄水以供灌溉的水利设施，况且蜀汉时期新都县治还在现军屯一带，在这里修建水利设施非常正常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荒废淤积在所难免。

桂湖所在地，隋初应该是一个驿站，称“亭”。

隋开皇十八年，新都县治迁到现址（新都镇）。新都县治之所以要迁移至此，我认为是因为这里地处要道，为当时广汉到成都的最近之路，设有驿站，交通通讯方便。况且，隋之前，侨郡始康郡治所就设置在这里，应该已经比较繁华。

县治迁移后，修筑城墙。古时城墙以夯土为多，因此就地取土，沿城墙内侧形成大坑，于是官府结合大坑、并在原有卫湖基础上营建湖池园林，设立了接待来往官员的驿馆“亭”于此。因地处县城之南，故命名“南亭”。

“亭”是汉代的行政单位，“十里一亭”。汉高祖刘邦发迹前就曾当过亭长。“亭”也指驿站，到了初唐，在新都县尉、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卢照邻等文人仕官的经营之下，南亭逐渐发展成为一处衙署园林，桂湖的雏形也渐渐形成。

唐初宰相、诗人张说曾游历新都，送别老友郭元振、卢崇道，作《新都南亭送郭元振卢崇道》：

竹径女萝蹊，莲洲文石堤。

静深人俗断，寻玩往还迷。

碧潭秀初月，素林惊夕栖。

褰幌纳蟾影，理琴听猿啼。

佳辰改宿昔，胜寄坐睽携。

长怀赏心爱，如玉复如珪。

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南亭在唐代栽种荷花，诗人与友人在此宴别赋诗，赏月弹琴的情景，可见此时桂湖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，并且成为文人墨客流连之地。

从《新都南亭送郭元振卢崇道》一诗可以看出,当时“南亭”的景观已经非常丰富：曲径通幽、翠竹成荫、满湖红莲、文石垒堤、楼台临水、凭窗邀月、宴客听琴、鸟语花香。

东湖是新繁历史文化的代表，现在保留的建筑还保留唐代园林的风格。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唐代名相李德裕开凿。

李德裕(785--848)是唐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，他是宰相李吉甫之子，其祖曾任御史，典型的世代士大夫家族出身。李德裕出身显赫，却刻苦用功读书，有壮志。他两次出将入相，四次被挤出京城，两度罢免宰相，最后被流放到三亚遐荒天涯，悲愤而死。

李德裕历穆、敬、文、武四个皇帝(821～846)，他在外任浙西、郑滑、剑南西川、淮南等镇观察使、节度使；回到朝廷，又历任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兵部侍郎、兵部尚书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(宰相)，加官至太尉，封卫国公。在著名的“牛（宰相牛僧孺）李党争”中，他是李党的领袖。政治上李德裕主张强化朝廷威权，维护统一；主张抑制不服从朝命的藩镇，反对姑息；主张整顿吏治，反对虚浮和朋党结交；重视门第，反对进士浮华。

李德裕是个有作为的宰相，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执政六年，成就了大唐帝国爆发最后之生机气象的“会昌中兴”。

唐文宗太和四年（830年），李德裕任检校兵部尚书兼“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”时，兼任新繁县令。在新繁期间，他命人开凿湖泊，引清白江之水入园。因园林选址在原县署之东，所以称东湖。

明《蜀中广记》记载了一个颇带神秘色彩的故事：“东湖，李德裕为宰日将开此湖，夜梦一老父曰，某潜行其形庇明府当富贵，今鼎来七九之年，当相见于万里外也。明日于土中得蟆，径尺余，乃投之水，后德裕果致宰相，六十有三卒于朱崖，应其梦焉。”

现东湖内有“怀李堂”，始建于宋代，重建于清同治年间，平房青瓦，回廊拥挟，外朴内秀，深寓蜀人缅怀唐贤德裕公在川“镇危疆，保境安民”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功绩之美好情愫。

近代诗书画家赵熙曾经专门游历新繁东湖，留下了一副《题新繁东湖怀李堂》的对联：

千古乡风繁县好，万花湖水相公游。

可能很少有人知道，李德裕在成都新繁修建的这座东湖园林，建园时间还早于大名鼎鼎的苏州园林，该园林面积35亩，水面就占了三分之一。

经历代营建培修，现在的东湖古树参天、凿湖垒成的山石，移步换景，气势幽然。园内，十分幽静，那虬枝盘结的银杏叶子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出金色光斑，煞是好看。

也有人认为东湖不是李德裕所凿（《现新繁东湖不是唐代园林是清代园林》张渝新张之帆）。

我认为这和桂湖的变迁一样。从唐至今已1000多年，园林变迁兴废不可避免，后来不断加以修缮、重建。至于现在的格局面貌，也许和最初的模样，已经大大不同。但东湖的源头，不会改变。